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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用生命践行从教誓言——纪念朱起芸副教授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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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7月16日，是我校原附中理论学科主任朱起芸副教授逝世40周年。朱老师为人低调、谦逊，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专业教学和学生们身上，留下的图、文资料甚少，使得我们只能通过采访其学生、同事、同行的方式，完成这篇纪念文章。希望这张“记忆拼图”，能够重现这位深受师生们爱戴的音乐基础课教师的音容笑貌和教学风采。

感谢我校朱有臻、张建林、黄依丽、蒲方、翁建伟、裴聿茹教授，中国音乐学院孙虹、彭世端教授和天津音乐学院鲍元恺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大力支持。

朱起芸副教授简历：

1928年6月19日出生，原籍浙江省宁波市。1951年从燕京大学音乐系钢琴组毕业后，被分配到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任教。1953年起任少年班（附中前身）视唱练耳教研组组长，1956年起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附中理论学科主任（其中1973年8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音乐基础课教研组副组长）。曾于1956年至1957年，参加苏联专家瓦西里•巴拉晓夫在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举办的视唱练耳班学习，并曾获得“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优秀教师”、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1984年4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84年7月16日因病逝世，终年56岁。

朱起芸副教授（1928-1984）

燕京大学毕业的音乐高材生

1928年6月19日，朱起芸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民族工商业者之家。少年时期，她曾跟随时在华北地区享有较高声誉的钢琴家刘金定女士学习钢琴，中学毕业后，相继在北京辅仁大学外语系、北京大学先修班短期学习，并于1947年考入恩师的母校燕京大学音乐系。在“燕大”，她除继续深造钢琴专业，还曾受教于时在该校任教的马思聪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被任命为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首任院长。作为一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院长十分重视视唱练耳、乐理等音乐基础课程，尤其“重视学习者的听觉才能”，认为学习音乐的人，第一个最灵敏的感觉应该是耳朵（第二个才是手），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关键性的”。①为此，他曾亲自编写《视唱练习》，并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视唱这一门功课是学习一切音乐（学问）的基础。”②建校初期，百废待兴，为了提高视唱练耳教学水平，他广纳人才，引进贤士，其中就包括自己在燕京大学音乐系教过的学生朱起芸。

20世纪50年代中叶，马思聪院长（前排左2）出席少年班学生演奏会。前排左3为少年班班主任黄源澧，第二排右2为朱起芸（低头者）

朱起芸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兼任中级乐理、视唱练耳、键盘和声等课的代课教师，毕业后，即被马院长招聘到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从1951年正式入职至1984年因病去世，执教30余年，主要教授附中钢琴、管弦、理论学科和大学作曲、理论、指挥系的视唱练耳、基本乐理课。

慧眼识珠的音乐伯乐

作为一名音乐基础课专业教师，朱起芸的教学经历主要是在附中，而附中的前身，则是成立于1945年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音乐教育家吴伯超创办幼年班的初衷，是要建立一支中国人自己的管弦乐团，但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考生多为孤儿和穷苦孩子，音乐上几乎都是“白丁”。因此，幼年班的招生考试主要就是“考耳朵”。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成立后，担任少年班班主任（之前曾任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教务主任）和附中首任校长的黄源澧教授，也非常重视视唱练耳，强调“视唱练耳是音乐教育最基础的科目，是第一位的”。③他在择优录取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孩子的同时，遇到耳朵好、乐感好的“白丁”考生，也会破格招收。④而在招生考试中担任视唱练耳主考官的，就是朱起芸。

1957年6月1日，“央音”附中举行成立典礼（局部）

第二排左起：1张梧、2朱起芸、3黄飞立、4郑华彬、5赵沨、6黄源澧、7缪天瑞、9廖辅叔、10李凌

著名作曲家鲍元恺教授曾于1957年报考“央音”附中，回忆起6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他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担任面试考试的有五位老师，后来我入学后得知他们的名字是朱起芸（视唱练耳）、毛贞平（钢琴）、杨国雄（小提琴）、黄日照（小号）和祝盾（双簧管）。先考钢琴，‘拜厄’第66条这个几乎‘白丁’的程度令我难堪不已，老师们也都面无表情。接下来是朱起芸老师坐到钢琴旁考我模唱，从单音、短旋律、和声音程到多音和弦，自我感觉非常顺利，也看到了老师们不断露出的满意微笑。最终，我被招进附中学习长笛。入校以后，朱老师在教我视唱练耳的过程中，发现我具有一定作曲才华和潜质，于是利用暑假冒着酷暑骑车到我家，与父母商量让我借升高中的机会转学作曲专业。”从一个音乐“白丁”到插班考入附中，再到转学作曲专业，朱老师的知遇之恩，令鲍元恺教授永生难忘。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朱起芸就是一位慧眼识珠的音乐伯乐。

专业基本功扎实的杏坛高手

朱起芸音乐功底深厚，文化修养良好，通晓英语、法语、俄语等多种外国语言。她不仅能唱、能弹，还能分析（音乐基础理论）、能编写（结合教学实际编写授课内容和教材）、能指挥（1974年至1977年兼任附中童声合唱团排练课指挥）。

由于是科班出身，朱起芸具有较高的钢琴演奏水平，能够准确、娴熟地弹奏听写、视唱等教学内容，上起课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朱老师教视唱时，从来不是枯燥地让我们自己唱，而是带有钢琴伴奏。每次在她的钢琴伴奏下，我们都唱得特别起劲儿。”作为朱起芸生前带完的最后一班附中理论学科学生，音乐学系蒲方教授至今还念念不忘当年上朱老师课时的陶醉情景。⑤

20世纪50年代初，朱起芸为少年班学生上课。左起：袁幼枝、赵祥生、何复兴、左因、周家声、图木莉斯

朱起芸学过作曲，课堂上的听写练习和视唱条目，大都由她自己编写。此外，她还编写了许多视唱练耳教材，如1961年选编的《中国多声部视唱》，以及“文革”期间因不允许使用外国教材，而将中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改编成的一套视唱练耳教材。

朱起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她的课条理分明，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课堂上，她擅于以问导学、以问起思、以问解惑。她的提问都极具针对性、启发性，做的示范也是清晰准确，有声有色。她不仅教给大家“对”的该怎么唱，还会模仿学生唱错的地方，令人心服口服。她的教学手段丰富多样，每个知识点都会教给学生多种练习方法，还编写了很多“口诀”便于大家理解和掌握。

朱起芸既严格把握教学原则，又不失灵活与变通。她坚持采用“固定唱名法”，但对于那些已经形成顽固“首调唱名法”概念的学生，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因势利导，在鼓励他们发挥“首调”特长（如记忆旋律强、快等）的同时，帮助他们完成“首调”向“固定调”的转换，逐步建立固定音高概念。建校初期，没有那么多的钢琴供学生练习，她就指导学生用自己手中的二胡、大提琴等乐器，校正音准。

20世纪50年代初，朱起芸为少年班学生上视唱练耳课，站立者为孙翩同学

治学严谨、经验丰富的教学名师

在学生们的眼中，朱起芸是一位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老师。每学一个新知识，每往前走一步，她都要求学生不仅要在理论上搞懂，还要能够熟练掌握、灵活运用，要能“听”会“唱”，能“弹”会“算”（如各种音程、和弦及其转位），滚瓜烂熟，瞬间反应。

朱起芸训练学生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唱”。听写要唱——旋律听写，音程、和声、复调的听写，都要唱；视唱要唱——包括单声部和多声部（唱一个声部，一手弹一个声部，另一只手打拍子）。她的很多学生，都从这一训练方法中受益匪浅。其中，后来也在“央音”从事视唱练耳教学工作的翁建伟教授，对此感触颇深：“我是1977年考入附中的，当时学的是管乐，耳朵并不好，朱老师就让我构唱音程、构唱和弦，每天都要练。我现在理解，朱老师当时让我们‘唱’，是为了让我们听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的内心听觉，这个音的位置是在‘这儿’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朱老师有一句话，人的内心听觉对听觉记忆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外部听觉，而内心听觉就是自己唱的声音。课堂上，朱老师不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而是非常严格甚至有几分严厉，但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是因为按照她教的方法学习，就能有进步，有收获，有成就感。如此的良性循环，能够让自己更有自信，觉得这门课有意思，几年下来没有白学。”

20世纪80年代初，朱起芸与同事们合影

前排左起：2赵方幸、3臧凤来、4朱起芸；后排左起：1沈松涛、2熊克炎、3姜䕫、4许敬行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朱起芸的课不仅仅只是“听听唱唱”，不仅仅只是为了提高音乐听觉能力，还包括引导、帮助学生把这些能力用于自己的专业（演奏、创作、理论）学习中，用在对音乐的敏锐感悟、深入理解和丰富想象上。“朱老师希望我们通过视唱练耳课的学习和训练，拥有一个‘好耳朵’。她认为，只有拥有‘好耳朵’，从事音乐工作才会感到幸福。如果没有好的耳朵，在音乐的世界里就会辨不清方向，搞不清东南西北。为了提高我们的音乐鉴赏能力，她经常推荐一些作曲家的代表作品，让我们课后去图书馆借唱片听（先看谱听，再背谱听）。最初我们听乐队什么也听不懂，但是上了朱老师的课后，都成了小听觉捕手。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国外著名的交响乐团来中国访问演出。多数观众是去看热闹，但我们朱老师班上的同学，不仅能够听出乐团演奏的好坏，还能辨析出其背后的原因，而且当不同的乐团演奏同一首乐曲时，我们也能听出它们在技术处理、音乐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能够遇到像朱起芸这样的音乐基础课教师，翁建伟教授深感幸福与自豪。

1982年附中25周年校庆期间，部分有20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合影，前排左6为朱起芸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良师益友

视唱练耳是一门集体课，朱起芸对班上每个学生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对于基础好、反应快、有才华的学生，她会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绝不放松。好上要更好，快上要更快，“响鼓也要重锤”。而对于那些基础较弱、学习上有一定困难的学生，她又会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帮助。课上，她会多提问这些学生，且所提出的问题均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帮助他们增强学习的信心；课后，她会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给他们补课、加课。得到过朱老师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的学生有很多，蒲方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在考附中（1980年，理论学科）前的头一个月，才开始接触视唱练耳的，而我们班的很多同学早已进行过多年训练，和弦连接、近关系转调都学过。与他们相比，我不仅几乎就是一个‘白丁’，而且还有着顽固的首调听觉概念。虽然入学考试能够勉强及格，但一上起课来就立马傻眼了。我心里特别着急，而朱老师一直安慰我、鼓励我。她不仅在课上教我很多行之有效的练习方法，还于课后挤出时间单独为我补课，每周都有，一直坚持了三年。到了大学，再上视唱练耳课时，我不仅全无听不出音的‘窘迫’，而且还有了某种优越感。正是朱老师的坚持不懈、辛勤付出，才让我这个笨学生也有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⑥对于为自己打下扎实音乐基础的朱老师，蒲方教授一直心怀感恩之情。

朱起芸与其生前带完的最后一班附中理论学科学生（1980级）合影

左起：许清、朱起芸、边清、吕嘉、蒲方、郝键、董夔、董立强、俞慧耕（附中校长）

率先垂范、甘为人梯的学科带头人

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朱起芸还长期担任附中视唱练耳教研组组长、理论学科主任等职务。作为一名基层学术组织领导，她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努力营造民主团结、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学术氛围。她定期组织教研组和学科老师开展各种教研活动，带领大家一起制订教学大纲、教学方案，丰富、完善视唱练耳教学体系。“央音”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裴聿茹教授，与朱起芸从未有过交集，但当她看了朱老师当年为附小、附中制订的教学大纲及其本人的几份教案后，也不禁对前辈崇敬有加。“没有想到当时附小、附中视唱练耳课的教学程度会有那么高。朱老师制订的教学大纲特别合理，非常经典；教案也写得很仔细，逻辑严谨，环环相扣。看了这些非常感动，也很受鼓舞。”裴聿茹教授表示。

朱起芸于1964年拟订的附小、附中视唱练耳教学大纲手稿（局部）

朱起芸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手写的教案

“文革”以后，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出现断层，朱起芸十分重视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扶持，承担了视唱练耳教研组中青年教师专业指导小组课的教学工作（1976年至1979年）。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孙虹教授，就是当时的5位中青年教师之一。“朱老师不仅给我们进行个别授课，还要求我们随她日常讲授的视唱练耳班级（指挥系一年级）一起上课、一起考试，并请来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赵方幸和李重光），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教师。”那次特殊的学习经历，不仅令孙虹教授在专业上有了长足进步，还让她与朱老师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

用生命践行誓言的共产党员

朱起芸不仅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也是严格要求自己。她从不迟到，从不缺课，一些由于客观原因耽误的课程，也要事后给学生们补上。1953年考入“央音”少年班，后曾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理论学科主任的彭世端教授分享了她的故事：“我们班快毕业时，赶上了学校搬家（1958年从天津迁北京）和‘大跃进’（1958年），耽误了很多课。后来我们都升入大学了（1959年），而且都分到各个系了，朱老师还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找了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又给我们上了一年半的课。这种敬业精神，实在是太难得了。”

1983年10月，朱起芸参加在武汉音乐学院举办的全国高等音乐院校（系科）视唱练耳课教学经验交流会时，与参会同行合影

从左到右依次为：马如麟、许敬行、孙虹、朱起芸、臧凤来、彭世端、赵方幸、李重光、常明之

谈及朱起芸的英年早逝，孙虹教授认为她是累倒的，累病的。“她不仅自己的课很多，而且还经常临时顶替其他老师上课。有一次，她在课堂上突然大出血，晕厥过去。同学们将她抬到教师休息室，请来校医救治。但她清醒后，不顾大家的劝说，仍然坚持把课上完。她这是在用生命教学啊！”回忆起这段难忘往事，孙虹教授仍然唏嘘不已。

由于倾力教学，疏于求医，朱起芸的癌症病情迅速恶化。但她在住院治疗期间，心里挂念的依然是视唱练耳教学工作。“有一天我去医院看望朱老师，她异常兴奋地对我说：‘今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当我向她表示祝贺时，她又高兴地说：‘出院后我要做三件事，一是争取出国考察，学习外国同行的先进经验；二是编写视唱练耳教材，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整理成书；三是培养青年师资。’然而由于癌症已到晚期，她的这三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孙虹教授十分惋惜地回忆道。